我叫伍文杰，我从小就住在珠江三角洲的东岸，东莞市的一个镇。在我的印象中看到的珠江就是经过虎门大桥的时候看到的珠江口。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痛心。因为水上面漂浮着的是一堆一堆的垃圾。我们吃的鱼都是来自珠江或者珠江口的距离珠江口很近的海上，我们喝的水当然是东江水，她是东江的一条支流，（所以）治理好东江和我们息息相关。整个珠三角城市群，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因此）珠江口边上工厂林立，社会财富骤然增加的同时，当然也带来了环境的恶化。珠江口海域鱼量迅速减少，成为影响当地渔民生计的头等大事。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最近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五家企业向珠江排放包括锰、铜在内的重金属以及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的有机化合物质。在东莞，这个人均GDP（水平）高达珠江三角洲二线的城市，即除了广州和深圳一个城市，也有着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阴暗面——水污染。东莞全市的水污染，化学物质年排放率达到11.6万吨，为全省最高。东莞有很大部分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进珠江，长此下去对珠江的破坏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治理珠江水污染应该成为广东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应该加大投入，关闭污染珠江的工厂，拯救珠江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我叫邓嘉成，自小就生活在珠江流域，是喝珠江水长大的。

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说，他们小的时候常常在河里面玩耍，因为那时的珠江不知道有多清澈，里面还有很多鱼。他们总是去游泳啊捉鱼啊划船之类的。但是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自从我留心珠江以来，她的水都是很浑浊的，上面还经常漂着一些垃圾，有些河段还是黑色的散发着臭味，有时候（在河旁边）连走都不敢走过去。看到工厂的水管就这样子（直接）向水里面排污，我的心很不好受，因为我们喝的就是这些水。如果有机会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都希望能够出一份力。因为我们都希望下一代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也想一起呼吁大家：一起保护珠江水，反对工业污染，保护珠江流域，人人有责！

你也想发表你的看法吗？用你的方言来为你家乡的江河发声，请留言与我们联系。

“丰富的水资源是珠三角地区工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基础，从这个地区走向世界的产品占中国近三成的出口量；同时，这些河流也为区内4700万人提供饮用水，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珠江遭受的工业污染毒害同样触目惊心，”绿色和平项目经理陈宇辉在调查报告《解“毒”珠江——珠三角工业水污染调查》的发布会上指出。该报告专门针对工业源头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调查，填补了我国在水污染控制相关研究方面的不足。

《报告》中的这五家企业分属电子元件、化学物品与纺织等不同行业，包括在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建滔化工集团的三个生产基地 ，港股上市公司昌明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东莞昌明印刷厂，以及清远冠龙纺织有限公司。“珠三角里每两家制造企业中就有一家与香港有关，本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家污染企业就有四家属于港资。因此，香港公司对珠江的毒害难逃其咎，” 陈宇辉谴责道。

绿色和平在这些公司的污水以及附近的淤泥中检测到了高浓度的铍、锰、铜等有毒金属，其中一个样本中铍的含量高达广东省污水排放标准最高可容许水平的25倍，而另一样本中，铜的含量超出广东省污水排放标准最高可容许水平的12倍。除此之外，绿色和平在样本中还发现了多种分属不同化学类别的有机化学物，其中不少已被证实或可能为有毒有害物质。“这些公司必须立即停止其污染行为，并采取切实行动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陈宇辉说：“他们需要首先排查排放这些污染物的原因，并拿出具体的时间表，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寻找替代物质等手段，逐步达到清洁生产。”

本次被检出的有机化学物中，包括干扰内分泌并影响神经和免疫系统的溴化阻燃剂TBBPA、影响生育系统的双酚A、致癌物质二氯甲烷、以及减少精子数量并增加畸形精子出现的辛基酚和壬基酚等。陈宇辉说：“许多此类有毒有害物质难以降解且能随食物链积累，‘达标排放’无法控制它们的长久危害，而传统的末端治理更是对它们束手无策。”

绿色和平介绍，针对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已出台法规政策，强调对污染的预防和避免，而非末端治理。我国也已于2002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现行的污染控制模式与相关条例都急需得到改进与完善，”陈宇辉认为：“我国目前水污染控制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还集中在化学需氧量或固体悬浮物等常规污染物，却放过了相当多的有毒有害物质。《清洁生产促进法》已经打好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如何真正削减乃至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我们还需要看到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

“这次的发现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更多地区的污染情况皆不容乐观。作为中国最活跃的工业生产区域和‘世界工厂’，珠三角尤其需要与时俱进，在推进清洁生产方面同样成为先锋。而中国要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需要及时完善法例、加强监管，才能将污染在源头阻断。”陈宇辉最后说。

《解“毒”珠江》报告下载（PDF）

五家工厂及绿色和平检测出这几家厂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已经上传到：中国污染地图（Google Map）。

2009年10月13日，绿色和平发表《“沉默”的大多数——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调查报告。此后，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三家公司分别在各自的官方网站上刊登了相关的声明。三家公司表示已经对污染工厂进行了整改，但在声明中恰恰有选择地遗漏了“信息公开”这个关键词：他们都没有提及是否已经或将会依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这三家行业巨头依然保持“沉默”，同时在顾左右而言他。

《办法》要求的是超标企业在30天之内，通过当地的主要媒体向公众去公布主要污染物信息，强调的是在“一定期限”内以“主要渠道”向“主要利益方”承担“责任”。这些公司的声明却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规避其“责任”。这就好比是有人说这家人的狗怎么随地大小便，主人也不收拾，然后主人回一句：“狗狗就吐了口痰而已”，典型的驴唇不对马嘴和偷换概念。

也巧，绿色和平在发布报告的同一天，还以漫画的形式和“三十六计”的名称曝光了一些企业排污的技俩，其中包括暗渡陈仓、混水摸鱼、假痴不癫、声东击西、美人计、笑里藏刀等，一一描述了企业利用深井、涨潮时间、混淆标识等办法来排放污水的惯常操作。绿色和平在呼吁老百姓一同去按图索骥，帮忙寻找和曝光更多企业的排污“三十六计”（漫画链接）。

现在看来，壳牌、雀巢和中石化的公关计策可以算得上一计，且归到“偷梁换柱”中。只是这个技俩比较拙劣，因为既然核心的争论是“信息公开”，企业用偷换概念的方式继续“隐瞒信息”，只能越抹越黑，越发让人生疑：这些信息到底是什么宝贝，会如此见光就死？

有污染去整改，自然是好事情，但这不足以成为不去公布环境信息的理由。作为超标企业，进行整改是企业最基本的责任；停止排污，是对企业最基本的要求；而环境信息公开更是公众对企业进行长期有效监督的前提。如果企业确定污染问题已得到解决，并对自己使用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有足够的控制和了解，那么向公众公开这些信息，到底何难之有？毕竟环境污染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正是获得信息最少的广大公众。所以，有理由相信，这些被企业死守的“见光死”的信息其实是见不得“人”的——这些“人”，就是生活在污染中的老百姓。

岂不知，老百姓的特质之一，就是无处不在。任凭你“偷梁换柱”也罢，“顾左右而言他”也罢，这些眼睛都在看着，等待排污的和公关的企业演出黔驴技穷的一幕。

１０月１３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批评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东风汽车和湖南有色等在内的１８家中外大型企业违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

消息一出，这些大企业纷纷出面，或解释，或表态，多数企业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担当态度。可是，绿色和平的调查到底让谁尴尬，让谁难堪，到底还有哪些部门、哪些机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却很少有人提及。绿色和平的调查，究其本质，既是在监督企业，也是在监督各级环保部门的执法，面对企业违规，执法部门却形同虚设，这种情况，应该比企业违规更值得关注。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由国家环保部制定实施的。为什么制定这部法规？就是因为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的恐慌，有些甚至造成群体事件。可是，公众想了解这些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往往被回答说是商业机密。针对这种情况，《办法》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应向社会主动公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在名单上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的３０日内在所在地的主要媒体上公布其包含污染物排放信息在内的环境信息，并将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

可是，绿色和平的调查却发现，上述１８家企业全都上了地方环保部门公布的“黑名单”，但却没有一家在限定的期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这些企业态度死硬、拒不公开吗？非也，主要是法规本身不够精细和执法部门跟进不力。比如说，公开的主体是“污染严重的企业”，但是，“污染严重”的标准是什么，《办法》当中没说。再比如说，法规要求企业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超标、超总量情况”。但“主要污染物”的定义是什么，法规也没有说。此外，在媒体如何披露，以确保能被公众了解，《办法》也没有规定。因为法规本身存在模糊性，再加上各地环保部门在“黑名单”披露后没有跟进执法，出现这种局面也就不可避免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单纯地谴责企业是没有用的，而环保部门应首先正视问题，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让信息披露的规定更加清晰，让信息公开更易于操作，让公开的信息更便于查询。在一些发达国家，排污信息公开并不是一个惩罚性措施，而是要求一定规模以上或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企业都必须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就像企业每年要报税一样正常。同时，企业也不能只公布主要污染物信息，而应该像食品标签上的成分表一样，公开排放的所有污染物信息。而公开的方式，登广告也不算是个好办法，如果由政府部门搭建一个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网站，就能既减轻企业公开信息的成本，又方便公众随时查询。

不容否认，环保部制定《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无疑是一个进步，其中还明确标注“试行”二字，这说明，环保部也认识到了这不是一部十分完善的法规。现在，这些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就摆在我们面前，这部“试行”的《办法》得赶紧改一改了。

绿色和平今天发布调查报告，批评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东风汽车、和湖南有色等在内的18家中外企业公然漠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绿色和平要求这些企业立即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公开完整详实的环境信息，同时呼吁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并将更多有毒有害物质纳入监管范围。

去年5月1日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称《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而制定，是旨在通过推动企业公开污染信息来治理环境的重要基础。绿色和平为了检验其实施效果，对世界500强和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于《办法》实行后的一年期间的在华污染记录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壳牌、三星电子、雀巢、乐金（LG）、卡夫、摩托罗拉、电装、普利司通、中国石化、中国神华、中国铝业、东风汽车、华润创业、中集集团、中煤能源股份、美的电器、潍柴动力、湖南有色股份共18家企业都曾由于“双超”（污染排放超标或超过总量控制指标）而被环保部门点名，按照《办法》的规定，这些“双超企业”应在被点名后的30天内公开环境信息。然而，没有一家企业在规定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企业无疑是问题的关键，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忽视法规，对公众隐瞒污染物信息。但同时，地方环保部门的执法不严，以及《办法》本身部分内容的模棱两可，也从侧面姑息了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的严重不足。这些信息甚至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张凯在《“沉默”的大多数——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电子版下载，PDF格式）发布会上说。

湖南有色金属旗下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超标记录里涉及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政府的记录也显示，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在生产中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质 ；但这些污染物信息没有被企业以任何形式公开。张凯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公众对于自己环境中存在这样的有毒有害物质毫不知情。这类污染物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难以逆转的伤害，严重的更会毒害人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并致癌、致畸。”

调查报告同时指出，由于《办法》没有细化应公开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去向，即使那些逾期公开的3家企业，也仅仅公开了非常有限的污染物信息。三星、中煤能源股份和潍柴动力的工厂只公开了2到6种污染物的排放信息。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洲、美国等企业污染信息公开系统 更为完善的地区，壳牌、三星和乐金（LG）等八家跨国公司的工厂的信息公布也相应地更为详细，尤其是与公众健康和环境密切相关的有毒有害污染物方面的排放信息。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得到制度化和长效化，已成功地推动了企业的污染物减排，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案例显示美国的TRI（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系统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在20年间成功地帮助减少了61%的污染物排放 。

“我国的环保部门不仅需要加强监管，更需要将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立即纳入强制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的范围。同时，我国也需尽快建立统一的企业污染物信息在线查询系统，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鼓励他们的参与，通过主动方便地获取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信息、对其进行监督比较，从而促使企业在公众的监督下更自觉地进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张凯最后说。

绿色和平对工业水污染的调查始于2002年，在这些年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工厂钻政策和法规的漏洞，想出各种办法隐藏排污口、隐瞒排污行为。这些工厂已经有一套成熟世故的偷排计策，俨然是从中国古代“三十六计”发展而来。工厂的排污行为，很可能已经将有毒有害物质（Hazardous Chemicals）排放到中国的江河中，对环境造成永久伤害。绿色和平调查工厂排污口的工作人员，向你揭露工厂非法排污的伎俩。

中国的江河不是工厂的下水道，然而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仅强制要求部分“黑名单”企业（超标超总量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即便是一些被强制要求公开信息的行业领先企业也未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其污染物信息。绿色和平要求公司依法公开环境信息，不要回避责任；相关部门也应加大对《办法》的执行力度，监督公司依法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并且进一步明确《办法》中应公开污染物信息的企业范围，细化应公开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去向，并建立统一的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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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排污？这个带着污染受害者血泪的问题常常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答案。在绿色和平工作期间，我与同事们在不同地域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区，在被重工业野蛮进驻的乡村见识到企业为利益，为抵赖其排污者身份而发明的各种排污方法。

如果一个话题在多年间反复地被媒体间歇性拿出来做跨版专题，那么理论上,大家希望至少能够从中看见问题的解决方向，浮现的正义曙光或是“恶势力”的疲软。但是没有。癌症村这个话题的循环再现只是一再地提醒我们，多么类似的故事十数年来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反复地被叙述，反复地被不同的生命以泪与血做呈现，却从来没有收获过苦尽甘来的结局。

也许让事情沉滞的原因是在“癌症村”这个沉重的话题下，我们一直所见的只有受害一方的嘤嘤述说，施害者与监管者的角色在故事中的缺失令每一篇癌症村的报道最终都只是成为气场羸弱的“怨文”而已。谁是施害者？谁是癌症村上笼罩的阴影？媒体或含羞答答地遥望村中唯一的化工厂，或空荡荡地埋怨那“看不见的手”。监管者在哪里？那些理应保障村民们基本生存权利的父母官们做了什么？媒体失声了，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责任似乎是个时而重于泰山，时而却轻于鸿毛的概念。有的事情必须有人负责，不论是归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某种份子还是心怀不轨的西方反华势力；有的事情却成了不能说的秘密，成了部分人为GDP不得不付出的奉献，成了考验人民忍耐力的“人祸”。中国的污染受害者们为了证明自己是污染的受害者，承担了太多无法承受的举证责任；而污染者们却轻松地躲起来，戴起财富创造者的面具，时刻不停地继续制造新的癌症村名单。

谁在排污？这个带着污染受害者血泪的问题常常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答案。在绿色和平工作期间，我与同事们在不同地域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区，在被重工业野蛮进驻的乡村见识到企业为利益，为抵赖其排污者身份而发明的各种排污方法。设立多个排污口是最方便的障眼法之一；将排污管埋入地下直插河底是大家互相学习的“好方法”，有甚者能将排污管建上数公里长；将污水储存在隐蔽的污水池中，待夜深或大雨时再放闸排污做到不留痕迹。而在众多“技巧”中，曾经最令我沮丧的还是企业与地方监管机构的狼狈为奸。

2008年初，我们在上海浦东寻找巴斯夫一下属化工厂的排污证据。根据周围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巴斯夫工厂门口直通黄浦江的排污管旁日夜守候，果然在午夜时分等到大量冒着恶臭，携带白色泡沫的污水从排污管磅礴而出。经过取样化验，污水中的氯仿成分说明这是工业污水无疑。然而巴斯夫工厂却拒绝承认这一排污管为其所有，同时又拒绝向公众公开工厂排污管的位置。他们的理由是工厂只会向政府提供信息。而当我们转而向浦东环保局要求查询巴斯夫工厂的排污信息，却又被政府以企业认为是商业秘密为由再次拒绝……

这种收集证据的难度给污染受害者们带去令人心碎的绝望。而逍遥于法外与良心之外的污染企业不仅持续制造着污染，还在社会中滋生出一种“污染才是常态”的扭曲心态。这种扭曲使媒体对追究责任的报道望而生畏，使弱者默然地选择承受，使城市中的看客选择冷漠选择犬儒，使人们忘记了要生气忘记了要愤怒。想起前段时间引起热议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也许，一本关于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值得拥有更多的读者吧。请不要放弃你生气的权利，路见不平不能一声吼。在黑暗褪去前，不要让冷漠占领你的气场。也许，我们只能用情绪投票；但至少，我们还能用情绪投票。

专题链接：

排污三十六计

相关阅读《寻找污染源头的秘密》：

之一 |    如何找到工厂排污管的技术指南

之二 |    时刻准备着

之三 |    防不胜防的排污招数

之五 |    望闻问切寻找污染真凶

关心绿色和平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朋友会问，我们是怎么确定工厂可能正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根据我们调查的经历，我们总结了一套判断排污口是否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嫌疑的“望-闻-问-切”检测方法：望：看污水是否颜色异常，超出正常水的颜色范围；闻：闻污水是否有刺激性气味，极臭、极酸，或者有臭鸡蛋味、苦味；问：了解排水管可能的归属，是不是在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工厂旁边？（中水污染最严重的产业是：造纸、化工、电力和纺织）。最后一步，切，也就是取污染源的水样、土样拿到实验室化验。

把污水、淤泥样品送到实验室化验，当然是最有效的确认水中是否含有剧毒化学污染物(Hazardous Chemical)的办法。因为取样工艺复杂、化验费用极高，即使是绿色和平这样的专业组织，也并不是能够就所有的污染工厂都取样化验，而是针对问题选择化验的方法：比如说针对某个区域、某种行业、某种有毒有害物质，或者是针对某个影响重大的污染问题。

如果不把水样、淤泥样品送入实验室，即使在可以找到排污口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判断水中究竟是什么物质。污染企业往往拒绝透露相关信息，令到我们接下去的调查工作遇到巨大困难。在很多媒体报道的癌症村案例中，受害者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他们怀疑工厂的排污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但是他们无从得知工厂排放的废水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有毒有害物质，这为举报和诉讼制造了很多障碍——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化验水中污染物的种类。

在2008年3月和4月，绿色和平在上海浦东区实地调查当地工业污染情况，访问了当地受污染影响的社区居民，他们指出社区中癌症的发病越来越多，怀疑是附近的化工厂导致的。在缺乏企业污染基本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根据环保部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申请环境信息，要求查阅企业的排污口位置和污染物等信息，但是被以“公司认为这个信息含有商业机密”为由拒绝了我们提交的17份申请（了解详情浏览治水博客：在上海申请环境信息公开）。

但是我们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在找到一个怀疑是属于该化工厂的排污口。在对采集水样做检测后，我们在水样中查出了剧毒的氯仿。这个案例提醒我们，现有的水污染监督条例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监管还需要提升；为了让公众和环保团体真正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保护自己的社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等法规还有面临范围不够广、强制公开力度不够、查询过于复杂等问题。

消除中国河流中的有毒物质是绿色和平工作的最终目标。绿色和平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出台严格的政策推行无毒生产与无毒排放，我们更要求企业立即停止使用这些有毒物质，公开他们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最终实现无毒排放。

专题链接：

排污三十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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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    时刻准备着

之三 |    防不胜防的排污招数

之四 |    用情绪投票

很多时候，去现场看工厂的排污管，会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因为很多工厂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如何让排污管不显山漏水上面，最终污水被排放到那里，是需要智取威虎山一样的斗智斗勇，才能够了解到。逃避监管地排放，不一定是我们的企业混迹江湖的独门绝技，但是如果要评选江湖排污手段排行榜的话，很多企业必定榜上有名。

有一次在江苏，我们找一家造纸厂的排污口。明明知道离造纸厂不远有条河，很有可能造纸厂是直接把污水排放到河里的，但是始终在河岸上看不到任何排污口。我们想到的一个可能性是造纸厂的污水经过地下污水管道，到达污水处理厂，这个也是工厂宣称这样做的。在河边看到有个洗衣服的妇女，她说造纸厂的污水口就在河里，在河中央，排水的时候就能看见，因为会有污水往上冒；如果不排污水，那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河面一片平静，如果不是当地人说明，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原来排污口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河中。河水平缓得流过，仿佛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是下游的渔民说，经常会有上游的污水下来，把他们的鱼苗都毒死。

还有一次不是亲见，不过看到一幅照片，是一个被挖开的地面，下面有一个管子，多处在漏水。提供照片的人说这是他们的污水管，污水管的一头是多家企业，另外一头是污水处理厂。而这漏水的污水管是故意这样的，也就是说，污水管漏水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为什么要这样？你猜猜看。。。猜到了？那说明你比我聪明一点点。因为污水管随处泄露，这样送到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就少了，可以少交处理费。而这污水就逐渐地渗入地下，默默侵入地下水脉，从此狰狞而嘲讽地笑看人类。

我还听说过，有的工厂用大的罐车，把污水从工厂运走，运到其他的地方倾倒。不过我怀疑这种情况应该不多见，因为这样做成本很高，不符合工厂的利益。但是，如果愿意这样做的工厂，所运出的污水必定毒性强烈，所以他们宁肯花钱运输处理，也不愿意花钱进行污水处理。所以当你看到有罐车在莫名其妙倾倒一些水到田间地头，那么最好小心了，很有可能类似四川唐门的“子午见骨销魂水”就在你身边了。江湖险恶，你永远不知道为了利益，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是工厂最后的招数了。多半由于当地监管加强，或者经济结构调整，或者居民意见很大，工厂迫于种种压力，无法保持原有成本经营。但是同时，又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污水处理，宁可搬到允许它按照老办法排放的地方去。反正中国这么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根本不愁没有地方去。我走访过一些地方，有的工厂是从别的地方迁过来的，有的工厂是正准备搬到别的地方去的。不管如何，凡走过必留污迹。

最可气的有一种，迫于压力说要搬走，当然之前的污染也没有办法清算了，当地居民只求这个邪神赶紧走人了事。可是工厂迟迟不走，一会儿说可以整改好，一会儿说排放已经达标了，经过了政府验收，又不搬了。就在这样撒娇般的扯皮中，消耗着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精力，获得很多喘息的机会，最后用江湖最讨人厌的“拖”字诀，还继续生产。当然它有可能改造其排污管，把原来近处的排污口延伸到远处，在一片杂草中偷偷摸摸露个小脸，好逃避附近居民的监管。

当年金人攻宋，宋人抵挡不了，只好自嘲说：人有狼牙棒，咱有天灵盖。现在狼牙棒之类的冷兵器已经退出了江湖，哪里想到污水这样的化学武器又冲着咱的天灵盖而来，而且来得如此隐蔽，都不知道到底它们流向哪里，会从哪里冒出来，最终加入到我们的食物中，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有的时候，又一次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排污口，我就会想：老老实实赚钱，不糟蹋河水和环境，就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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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三十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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